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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死伤无数，但从寒冷的冬季到温暖的春季，我们终于活了下来，像地底顽强的植物一样破土而出了。

纳粹把我们关在一辆货车里。锁上门，离开了。我们等待着白天，他们像以往一样，打开门带我们前往该去的地方。

但是第二天，没有人来开门。

第三天依旧如此。

我们都很诧异，这种情绪甚至超越了恐惧。

第四天，我们听见外面传来坦克的声音，接着一声剧烈的撞击声，大门被暴力破开了。

刺眼的阳光涌了进来，我一时睁不开眼，等我眯起眼睛适应了光亮，我看见一辆美国坦克停在货车外面。

一个小伙子惊呼一声跳下车，又爬上坦克，和开坦克的士兵热烈地拥抱，亲吻他的脸颊。所有人都欢呼起来，阳光照在每一个憔悴的人身上，使我们感到温暖。

我们得救了。

☆、伦敦病人（23）

一些人跪下来感谢上帝，而我只是颓然垮下了身体，失声痛哭起来。这一天对集中营的遇难者来说，来得太迟了。

保罗、阿列克谢和我终于会合了。经过一番商讨之后，我决定和保罗回到伦敦去。

当他回到伦敦之后，他的家人疯狂地拥抱在一起哭泣。他妻子询问我的身份，得知我是他的战友后，邀请我在他家住下。保罗为我找来了医生，但是诊断结果很不理想。

医生说，我的下半辈子只能靠着拐杖和轮椅度过。保罗为我垫付了医疗费，并让我在他家住了一段时间修养。他家里很漂亮，他有一个小儿子，叫艾贝尔多诺万，五岁，听说小家伙一出生他的父亲就参加了战争。我很喜欢和他玩，教他法语，为他读雷奥给我的诗集。

雷奥。

他现在还好吗？战争已经快要结束，他被抓去做战俘了吗？还是好好活着回到了家乡？他还记得在希尔梅克集中营陪了他两个月的我吗？

我给阿列克谢写了一封信，希望有机会能去苏联看看。阿列克谢很快就回复了我，告诉我他随时等待着我。

五月的一天，保罗兴高采烈地冲进我的房间，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病号们并没有被送进焚尸炉。在我们离开的九天后，苏联红军解放了集中营。

当时我正在翻译一本法文，钢笔在纸上晕开一个大大的黑点，接着又画出一道颤抖的线，书掉在了地上。

我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。

“你是说……卡尔他还活着？！”

“是的。”保罗激动地捡起地上的书放到桌上，“现在红十字会正在统计，我立刻就去报了名。”

这是我这一个月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。

我们又等了一个月。

没有任何信息告诉我们卡尔还活着。六月初，保罗沮丧地从外面回来，他的脸色很不好，我的心徒然一沉。

“卡尔——不在获救者名单里。”他斟酌着说话的语气，生怕刺激到我。

“不可能……那么多人获救了，为什么单单他……”

“一个幸存者告诉我，苏联红军解放集中营的时候，焚尸炉还在工作，混乱引起了爆炸，死了一小部分人。”

“为什么偏偏是卡尔……”

“艾拉，我们都很难过……”

上帝从来都不是公平的。他夺走你的，永远不会还给你。

“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