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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，又见白老板热情健谈，便好奇地问：

“您与王玉楠很熟？”

这两个不似一路人呀。

“也熟也不熟。”

白老板就说：

“北京做古玩生意的，差不多都知道那小子，是个混不吝，为了钱什么规矩、道理都不讲！

有一次我到农村收砚，原本已经谈好价了，他不知怎么听到了，闯进门把钱扔下抱着砚台就跑。

货主和我追也追不上，只得罢了。”

“不久前他到潘家园，就在我家旁开了个店，名字叫兴庆和。

我听这个名不像做古玩的，就好奇地问了问，他就说本要换个名的，可杨老师写匾要一千元，太贵了就没换……

我一听，杨老师答应写匾了，别说一千元，就是再多也值得呀！

杨老师写的匾挂在店里，懂行的便知道我们家的东西不错，便急忙拿一千元钱过来了！”

原来是这样！

接着潘家园又有不少店铺来家里求匾，多半都是玉楠帮忙“宣传”的结果。

杨瑾卖字赚了钱，可他有了钱哪里留得住？

尤其是在潘家园赚的，有时还没拿回家就一转手又花在潘家园，甚至倒贴些钱，换成东西带回来，其中就有那块青玉砚。

鲁盼儿对古董一向看看就罢了，唯独喜欢上这方荷叶形的青玉砚，先是摆在书桌上玩赏，后来也时不时地写上几个毛笔字——毕竟有这么好的砚，不练练字好可惜的。

三月里的一天，鲁盼儿从公司回到家，就见丰美正和于大姐一起摆饭，又惊又喜，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

怎么不提前打电话？

我早些回家做几个好菜。”

“姐，”丰美回头笑了，“今天的菜都是我做的，尝尝怎么样？”

“你工作那么忙，好不容易回北京，还是多歇歇吧。”

丰美之所以能成为襄平县最年轻的处级干部，表面光鲜，其实背后付出了数不清的辛苦。

她从毕业后就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，就连过春节也只休息了两天，鲁盼儿很是心疼。

“其实，姐比我还忙呢。”

丰美就说：

“过去又当民办教师又做衣服，现在管着好多工厂和店铺。

论起来，我可比不了姐。”

鲁盼儿早习惯了，根本不觉得自己忙，被丰美一说便笑了，“我是做生意的，忙也只为了自家挣钱，比不了你这位政府官员忙的都是国家大事。”

“谁说做生意只为了自家挣钱？

姐的几个厂子和几十家铺子不只给国家交税，还解决了上千人的就业，带动了经济发展……”

“嗬，我们丰美讲起道理一套又一套的，我又比不过了呢。”

鲁盼儿笑着问：

“你这次来北京是开会？”

过去师兄就常来开会。

“我的级别比张厅长差远了，还够不上到北京开会呢。”

丰美笑眯眯地说：

“不过，我这次虽然有工作任务，却能在北京住些日子。”

听说丰美能在家里住些日子，鲁盼儿很开心，又问：

“韩冬呢？

他没跟你一起回来？”

“他最近书写得特别顺利，所以连作协的例会也没回来参加，家闭门谢客专心创作。

说是如果一直这么顺就写下去，万一卡文了再来